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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张忠谋：一位半导体教父的摇摆人生
从摇摆中寻找线. 张忠谋可能唯一一个见证芯片行业诞生、发展和成熟的人，他的人生“摇摆”于一段漫长、动荡而波折的历史中，给予他学业与事业成功的美国，才是他心中的白月光，大陆不是他的乡愁，“家国情感”和“归属感”在他身上并不存在。
2. 张忠谋所处的那个年代，一个来自中国的黄种人是不有几率会成为任何一家世界级企业的一把手的，自尊心和事业心驱使他在中国台湾创造新的传奇。
3. 关于美国建厂，张忠谋一再遗憾表明了自己“低估了在美国生产芯片的成本”，而对于大陆，他曾畅想两岸共同制定产业标准，发动一场扭转产业命运的革命。
4. 张忠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商人、企业家，他对大陆的评价，比如“再多的钱也做不出高端芯片”，都是囿于自己过往的从业经验
张忠谋今年92岁，在很多媒体的笔下，他像一个29岁的年轻人一样，冲动、情绪化、口无遮拦。
中文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的两个段子，一个是张忠谋公开贬低大陆，称“大陆再多的钱也做不出高端芯片，别白费力气了！”为此，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还隔空回怼：“芯片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
同这个段子相比，另一个故事则多少显得有些“人格分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当被问及怎么样看待美国对中国企业获取尖端半导体技术的禁令时，张忠谋表示，这些政策不会切断大陆公司获得尖端半导体技术的渠道，只会让美国公司失去业务，“大陆将找到反击方法”。
他出生于中国宁波，却一直以美国身份为荣，对美国的工作经历和文化念念不忘；他曾经在美国半导体行业享有盛誉，却甘愿返回一穷二白的中国台湾，从零开始奉献一生，他早年离开大陆，又在耄耋之年频频向大陆抛出橄榄枝……
如果要为92岁的张忠谋寻找一些同龄人的话，那这份名单里，你会见到亨利·基辛格、伊丽莎白女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被众多媒体吐槽“老态龙钟”的美国现任总统约瑟夫·拜登排在这份榜单的末尾，在年轻的张忠谋远渡重洋去往哈佛求学的那一年，7岁的拜登正在圣保罗小学开始他的第一个学年。
在有关半导体制造业历史的很多书籍里，张忠谋的个人倾向，都时常被拿来同另一位“前同事”——中芯国际的创办者张汝京相对比，二人同为华人，同样前往美国留学，又同样在德州仪器公司奋斗多年，有着丰富的半导体从业经验。然而二者人生的下半场轨迹，却截然相反，张汝京在襁褓中随父母来到中国台湾，在台湾地区长大成人，可以说其前半生几乎与大陆无缘，却一心要去大陆发展。
张忠谋在大陆成长，其前半生基本与台湾地区没关系，相反后半生却很少踏足大陆，一心扎根台湾地区。
图为张汝京在位于青岛中德生态园的办公室，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 卢梦君这背后的原因，更多被归结为时代记忆上的差异。
相比之下，张忠谋的命运要更为颠沛。他从孩童成长为青年的最近一段时间，几乎完整覆盖了14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的解放战争。为避战乱，张忠谋和家人三次逃难，辗转迁徙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城市，18年的成长轨迹里，他上过10所学校，在自传里谈及这一些细节，张忠谋甚至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昔日这片土地上的战乱、腐败与动荡，几乎不存在帮助他凝聚乡愁情结的可能。
他青年时代最初结识的两位“密友”，是29岁的戈登·摩尔和31岁的罗伯特·诺伊斯，前者是大名鼎鼎的“摩尔定律”的提出者，后者则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和英特尔集团创始人。三个年轻人在一场国际电子器件大会中相识，他们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开怀畅饮，在漫天雪花中，唱着歌儿回到旅店，在这样青葱的岁月里，又身处这样一个璀璨闪耀的行业，一切都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至于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得到了众神的宠爱”。
在张忠谋的内心深处，德州仪器一直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而自己的人生中某一段时期的目标，便是在此公司工作到退休。
在硅谷和台积电工作的生涯里，没有人会管他叫“老张”，取而代之的是他在正式场合的名字：“Morris”。英特尔集团的首任总裁诺伊斯称呼他为“我的老朋友Morris”，在台积电决定帮助英伟达代工晶圆时，张忠谋给黄仁勋回了一个电话，后者在一片嘈杂的办公室中激动地大吼：“快安静，是Morris的电话！”
在管理风格上，张也被形容为是一个标准的“美式管理者”：“在经营企业方面常冷酷至不近人情，对下属的严厉指责更是叫人难以承受。”“如果你没有被张忠谋‘折磨’过，那你肯定没干过半导体。”
离开大陆时，他对大陆的印象，聚焦在贫穷、战火和落后的科技发展中。而在美国工作期间，台湾地区又以另一种不太光彩的形象而闻名世界——假冒伪劣大王。彼时，《商业周刊》一篇文章显示，从李维斯牛仔裤到苹果二代电脑，世界上大约60%的仿冒品来自这里。大量以家族形式经营的地下工厂因生产劣质商品而声名狼籍。
两者相对比，所谓的“家国情感”和“归属感”，其实在张忠谋的身上并不存在。
在张忠谋前半生的轨迹里，“逃离”仿佛是刻进DNA里的旋律，他从宁波逃到上海，再从上海逃到重庆、香港，直到彻底远离华夏，在遥远的大洋彼岸重新寻觅到了身份的认同。
这种身份的认同几乎就已经构建完全，他有着绝对无可挑剔的教育经历，完成哈佛大学的通识课教育后，他先后求学于麻省理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在德州仪器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集成电路的另一位发明者杰克·基尔比是他的同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总裁哈蒂格极其器重他，每星期都要抽时间与他单独交流；张忠谋在公司里的地位能够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这些显性的荣誉外，他的薪水同样也令人羡慕，月薪近5万美元，折合约200万新台币，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台湾工人薪水的200倍。
如果这一个故事发生在2023年，张忠谋将会以一个美国企业的华人高管身份结束自己的奋斗历程，这样一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一家名为台积电的企业。
但关键时刻，命运将他推向了中国南部的这座岛屿上，随之而来的，则是他人生方向的又一次“摇摆”——从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国企业家，变成了台湾地区的“半导体教父”。
位于新竹的台积电创新馆的展览不同于黄仁勋、苏姿丰这些硅谷半导体行业常见的华人CEO，在张忠谋所身处的那个年代，一个来自中国的黄种人，不有几率会成为任何一家世界级企业的一把手，在无限接近德州仪器总裁的道路上，张忠谋终究是败给了昔日的一位美国同僚。
过往的动荡经历，赋予了他宏大的眼界，也为他带来了远超常人的野心和自尊心。
“世界级的公司应该是一个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公司，而不是只有地区的影响力。因为它是在全球发展的，市场是全球的，资金来自全球，人才也来自全球各，所以它的制度是要与先进国家的制度接轨。”
而推行这一制度的原因是：“在经营国际化公司时，翻译很难完全准确地传达意思，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让你们可以自由沟通。”在张忠谋看来，国际化是条很难的道路，但如果定位为世界级企业，从一开始就一定要走难走的道路。“他逼、拉、推，硬要把一群土生土长的人，变成国际战将”，台积电刚上市挂牌交易的时候，岛内市场占其营收的比例在三成左右，如今已下降到不足一成。
在张忠谋后半段的人生轨迹里，这种基于事业的理智判断，成为了影响他抉择的关键。
在这基础上，为越来越好的服务客户，张忠谋选择用四种核心价值来约束台积电——诚信正直(integrity)、承诺(commitment)、创新(innovation)、客户信任(customer trust)。巧合的是，这四个字的英文缩写“I.C.I.C”，正好是“集成电路”一词英文首字母缩写的重复。
也正是靠着客户眼中的专业、理性、可靠的形象，台积电才得以在晶圆代工市场炼就不败金身，长期占据全球市场的霸主地位。
而在台积电的业务做大之后，慢慢的变多的无晶圆厂品牌慢慢的出现，在那个年代，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流程尚不完善。生产外包的无晶圆厂经常会发现与其合作的IDM厂的同种类型的产品会更快地出现在市场上，吃了哑巴亏，还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假如没有台积电这样的专业晶圆代工厂提供代工服务，“半导体设计”这个行业或许就将不复存在。
今天，美股市值前八的公司中，至少有六家直接受益于台积电。包括如今主导GPU和AI芯片市场的英伟达，其创始人黄仁勋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当初我自己建厂造芯片，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守着几千万美元的公司的安逸CEO。”
在远隔重洋的硅谷，和张忠谋私交甚笃的前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夫，同样也对怀有类似的愿景，多年以后，他将自己对于半导体行业和企业经营的思考写成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企业管理的人来说，这种所谓“偏执狂”的价值判断都是双向的，当企业管理者坚持己见、聚焦主业、做专做强的时候，这里的“偏执狂”就更近似于一种赞美的称谓，而反过来说，当管理者拒绝改变、固守旧逻辑、旧思想的时候，“偏执狂”又隐含着毫不留情的否定与批判。
某种意义上，即便是对于保持学习，主动追求认知革新的张忠谋来说，摇摆于传统经验和思维所带来的偏见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虽然在这之后，台积电仍然选择在亚利桑那州继续开设工厂，但这一决策更多还是被资本界人士看作“迫于政治原因，和对芯片生产地缘担忧做出的重大让步”，在接受公开采访时，张忠谋更是直言不讳的表示：
在经历了身份认同的寻觅，理智引导下的事业开创之后，步入晚年的张忠谋，正在认知的指引下，开始了对过往傲慢与偏见的逐一修复，这之中，同样包括旧日印象里大陆。
“处理器的性能大约每两年翻一倍，同时价格下降为之前的一半。”这是半导体从业者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而在这条定律之后，还有一条名为“摩尔第二定律”的内容：“新一代芯片的诞生，也将伴随着制造成本的翻番，周期为4年。”
芯片制造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行业，伴随着新制程成本的不断累加，有能力入局的玩家势必不断减少，并最终为掌握制造优势的代工厂带来新的话语权。
图为台积电3nm量产及扩建宣传物料， 台积电多次强调最先进的工艺将保留在中国台湾
张忠谋就是在花了几个周末研究世界前二十大半导体公司的财务报表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未来有能力和现金流自建新制程工厂的品牌“寥寥无几”，这一结论最终坚定了他数十年如一日追求“技术化、规模化”两条腿走路的战略决策。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英特尔的态度，直到三年后，时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的保罗·欧德宁才在采访中遗憾表示，苹果最先找到的合作对象是自己，而英特尔因为嫌弃对方“开价太低”，予以了拒绝。
“我做的是人仰马翻的热闹事业，却向往云淡风轻的安静生活，对于金钱、权力和荣耀，我并不轻视，但我也不把它们看得很重。老实说，荣耀也是过眼烟云，鼓掌也很快就会停止……最后只剩下站在边缘，面对荒原的我，深感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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